中國為何急於重啟西藏旅遊景點？背後意圖引人關注

編者按：本文作者杜瑪次仁（Dolma Tsering）為台灣民主基金會論文研究員，現於國立政治大學學習中文。

本文為兩篇系列報導的第一篇，第二篇將於 12 月 4 日星期五刊出。

2020 年 10 月 9 日，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報導指出，適逢中國十一國慶假期，西藏自治區接待了創紀錄的 188 萬名國內外遊客，整體旅遊收入達 1.46 億美元。

報導進一步指出，這是一項全新的紀錄，該地區的遊客造訪量成長了 11.45%，旅遊收入則增加了 14%。

在此之前，《北京週報》於 9 月 4 日刊登文章提及，儘管面臨疫情危機，西藏自治區在上半年仍接待了 800 萬名遊客，並有超過 300 個景區對外開放。

中國政府公布的這些數據，宣稱該地區旅遊經濟的快速成長。

然而，在造成全球逾百萬人死亡（包括中國境內的 4636 人）的冠狀病毒疫情過後，旅遊業如此大規模的成長引發了嚴重的擔憂，並帶出了一個重要問題：西藏地區急著重啟觀光業的迫切性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西藏是中國唯一從 3 月份就開始重啟觀光的地區。

甚至在武漢因冠狀病毒實施封城期間，西藏地區仍然對遊客開放。

隨後，西藏自治區偵測到的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 COVID-19 確診患者，就是來自武漢。

中國急於重啟西藏自治區旅遊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對該地區日益不穩定的局勢所產生的安全疑慮。

在 1980 年代末期爆發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抗議活動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隨後發布了一份題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於西藏工作會議紀要》的文件，其中提到「發展與穩定」應當成為中國西藏政策背後的指導方針。

1994 年，中國召開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正式宣布「發展與穩定」應作為中國西藏政策的基石。

各界對這項政策進行了各種評估和論述；對該政策的關鍵理解，在於對發展與穩定之間直接關係的假設性分析。

政府主張，缺乏發展是西藏地區政治動盪的原因。

政府以「發展」做為核心政策，旨在贏得藏人的忠誠，並取得國際社會對其領導地位的正當性。

一系列關於西藏的《白皮書》和《西藏工作報告》之內容，反映了這些意圖和目標。

中國領導人經常利用該地區的經濟成長，來為西藏壓迫性的政府政策辯護。

那麼，這樣的發展將走向何方？

以「發展與穩定」做為主要政策方向，政府開始向該地區注入大量資金以推動經濟發展；因此，西藏自治區一躍成為中國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超越了全國成長率。

該地區的發展模式呈現出獨特的二元特徵。

一方面，它是經濟（GDP）成長最快的地區；但另一方面，從人類發展報告來看，它卻是中國發展程度最低的地區。

這種公開的經濟二元特徵，說明了當地經濟在經濟成長與轉型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不同於其他省份及國家整體經濟，國家補貼是 GDP 快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

由於國家政策的核心目標是維護該地區的穩定，因此建築業以及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佔據了最大 GDP 比重（約佔該地區總 GDP 的 50%），也就不足為奇了。

憑藉這兩個主要經濟部門，中國成功地加緊了對西藏（包括與印度邊境地區）的控制。

對這兩個部門的龐大投資，導致該地區的結構從以農牧業為主導的經濟，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服務業的轉型發生在兩個情況下：首先是工業沒有顯著成長，其次是缺乏足夠的非農與正式就業機會。

這種成長模式產生的一個奇特結果，是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了服務業中的非正式產業。

補貼驅動的成長成功實現了 GDP 的快速成長，卻未能維持高品質的成長，導致人類發展報告的表現不佳。

西藏自治區的經濟正走向安德魯・馬丁・費雪（Andrew Martin Fischer）所稱的「被剝奪權力的發展」。

除了解職位成長停滯之外，自 2005 年以來，政府啟動了一項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發展目標，旨在將西藏游牧民族重新安置於永久定居的生活方式中。

自 2005 年以來，由於這項農村安置計畫，已有超過 5 萬名西藏牧民放棄了游牧生活。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在 2013 年報導指出，安置計畫已經將超過 60,000 名（註：原文 600,000）牧民從他們的土地上移出，遷入政府建造的「城鎮」中。

缺乏就業機會加上大規模的農村安置，進一步使當地經濟陷入貧困。

為了因應高品質成長的匱乏，旅遊業等產業應運而生，成為提供這些被安置牧民各種非正式工作的重要部門。

第二篇將於 12 月 4 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