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的解放與中國在西藏的殖民主義：上集

（本文為賈格米・耶史・拉瑪〔Jigme Yeshe Lama〕所撰寫之「西藏的解放與中國在西藏的殖民主義」上下篇之第一篇；作者為加爾各答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該教授曾參與中華民國外交部主辦的「2012年南亞地區未來領袖台灣研習營」。）

1950年代，一股去殖民化浪潮席捲亞洲大部分地區，促成了許多新民族國家的誕生。

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獨立，並在1950年1月26日成為共和國。

同樣地，越南脫離法國獨立，印尼也在1949年脫離荷蘭獲得自由。

正當人類絕大多數正在打破帝國主義的枷鎖，呼吸著自由、自主與平等的清新空氣時，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卻決定入侵西藏，剝奪了數百萬藏人的自由，並終結了達賴喇嘛領導的獨特政權形式。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PLA）當初以將藏人從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為由，為其對西藏的攻擊進行辯護。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將藏人從封建與帝國主義魔掌中解放出來的官方論述，至今仍充斥在北京當局所有關於其西藏政策的論述中。

然而，嚴酷的現實是，當中國入侵時，西藏並沒有帝國主義者，當時的西藏政府正順暢地治理著國家事務。

另一方面，藏族社會確實存在制度性不平等與階級暴力，這被人類學家梅爾文・戈爾茲坦（Melvyn Goldstein）稱為「農奴制」。

需要理解的是，任何社會都有巨大的缺陷，然而這並不能成為外部國家以解放之名行使軍事力量的藉口。

事實上，歷史西藏的「農奴」或農民享有高度的自主權，並能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流動。

柯爾曼（Coleman）等人的多項研究顯示，農民可以自由從事自己的勞動和追求利益，更重要的是，拉薩政府將村莊視為一個集體實體，向該群體徵稅，而非向個別家庭徵稅。

傳統政府在中國入侵之前也曾嘗試推動改革。

可以說，中國對其在西藏境內行動的論述，將舊西藏建構成一個固定、一成不變且具異國情調的社會，這對藏自主權造成了極大的損害。這點適用於所有曾遭受殖民的社群，殖民權力總是將被殖民者描繪成高度同質化的群體。

深入檢視西藏歷史，便會發現其社會與政治秩序當時正經歷著巨大的轉型。

誠然，西藏遠離了拍打著鄰國印度與中國海岸的現代化浪潮，但這並不能成為外部強權以帶領藏人走向現代化為由入侵另一個國家的正當理由。

入侵的中國共產黨人被視為剝奪了藏人的自由與自主權，其中甚至包括剝奪由平措旺傑（Bapa Phuntsok Wangye）建立的地 方共產黨所行使的自主權。

這位西藏革命家曾建立本土的共產黨，並促成了共軍進入西藏地區。

然而，中國共產黨對他的一項重大要求，是解散西藏共產黨並將其併入中國共產黨（CCP）。

此舉是為了維持毛澤東領導下單一共產黨的至高無上地位。

在1957至1958年間，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這名西藏革命家遭到逮捕，並被判處18年的單獨監禁。

他明顯的「罪名」是持續強調中國政府有必要維護藏人應享有卻未被賦予的少數民族權利。

平措旺傑在中國統治下的西藏曾是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他的苦難正是西藏及藏人在中國佔領後面臨大規模壓迫的縮影。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藏人實施「解放」70年後的今天，這種苦難仍在繼續。

所謂的「解放」不過是西藏遭受軍事佔領的幌子。

中國「解放」西藏地區的真正目的是戰略性的。

長期以來，西藏被視為通往中國西南部的後門，對中國統治菁英而言構成了安全困境。對西藏的這種解讀，必須被視為源自英國殖民南亞所產生的現代殖民心態。

中國在1950年接管西藏是為了確保邊境安全。

從西藏境內瘋狂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即可看出這點隨之立刻發生。

這些公路建設項目具有雙重目的：一方面是推動藏人的經濟發展，但更重要的是戰略鞏固。

透過這些基礎建設，共產黨軍隊可以輕易調動至印度邊境。

這些道路最初由西藏勞工修建，隨後卻被共軍用來鎮壓藏人在西藏各地自1952年起便已爆發的武裝起事。

許多這類起義都集中在藏東地區，即歷史上的康區（Kham）與安多（Amdo）省分，這些地區自1900年代初期起，已被人工併入鄰近的中國省分。

至於由達賴喇嘛領導的拉薩政府直接治理的西藏中部（衛藏，U-tsang），則在1951年與中國簽署了《十七條協議》，因而免於遭受更嚴厲的中國政策衝擊，但康區和安多並非如此。

所謂的「民主改革」涉及土地和牲畜集體化、寺廟地位下降以及宗教自由受限，這些舉措點燃了藏人反抗的火花。

康區與安多的普通藏人拿起武器來捍衛他們的生活方式。

甚至在1951年5月23日於北京簽署《十七條協議》時，也是在極大的壓力下進行的，當時中國人曾威脅西藏代表團，若不接受協議，將發動全面武裝入侵。

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共產黨僅與藏人簽署了將西藏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議。

這項協議的需求性，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西藏作為獨立實體的地位。

《十七條協議》之所以必須簽署，是為了賦予中國入侵西藏的正當性。

遺憾的是，由於其中華帝國主義心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未能遵守協議中的承諾。

必須指出的是，《十七條協議》的多數條款被認為挑戰了達賴喇嘛與西藏政府的權威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