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應為其難民政策的羞恥現狀深自檢討

台灣一向以身為亞洲的民主與人權燈塔而自豪。

這個國家確實有充分的理由慶祝。

儘管台灣大體上被排除在國際人權機構與體系之外，但它仍展現出對國際人權規範的承諾，並批准了多項關鍵法律文書，其中包括兩大人權公約以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等。

話雖如此，台灣在保護尋求庇護者與難民方面的紀錄，仍落後於國際標準。

台灣尚未將聯合國《1951年難民公約》及其《1967年議定書》納入國內法。

儘管民主進步黨（DPP）最早於2005年在立法院提出難民法草案，而中國國民黨（KMT）亦於2008年將其列為優先法案，台灣在落實保護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的明確架構上，仍然遭遇困難。

儘管該法案表面上獲得跨黨派支持，但在過去多年來始終未能獲得足夠的推動力。

這至少部分是因為該議題觸及了兩岸關係。

建立明確的國內難民與尋求庇護者保護架構，意味著庇護對象不僅擴及來自無爭議的外國公民，也包括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公民。

在香港爆發民主運動以及兩岸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這個議題在今日顯得格外敏感。

雖然目前沒有適用於可能尋求庇護之香港抗爭者的難民法，但現行法規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確實為部分因政治原因而安全與自由遭受威脅的個案提供了支持。

然而，這些現有機制遠遠不夠。

必須指出的是，保護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的人權架構，不僅與目前香港（及西藏）正在發生的局勢有關。

有許多來自敘利亞、烏干達或土耳其等非東亞地區、為逃離戰爭或政治壓迫而尋求台灣庇護的案例，無論難民法是否存在皆是如此。

儘管全球大流行疫情限制了旅遊，但仍有已經抵達的尋求庇護者發現，要克服這些法律障礙依然十分困難。

由於缺乏成文的指導方針，相關主管機關對於如何處理這些案件感到不明確，而這種不確定性損害了尋求庇護者的基本訴訟權利。

此外，各機構在編列預算、建立配套措施以及培訓人員方面也缺乏法律依據。

因此，儘管某些官員可能聲稱現行措施已足夠，但現實情況是，絕大多數的尋求庇護者都必須依賴民間團體，而這些團體必須動用私人資源來協助這些人獲得收容、醫療或諮商。

其他時候，政府則不得不將難民遣返，因為根本沒有允許他們合法留在境內的法律文書。

然而，這違反了國際難民保護基石的「不遣返原則」（non-refoulement）。

台灣已批准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6條和第7條，以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2條，皆禁止政府將尋求庇護者或難民引渡、驅逐或遣返至其生命或自由遭受無端威脅的原籍國。

儘管有這項基本義務，台灣仍持續將尋求庇護者與難民強制遣返回原籍國，台灣人權促進會（TAHR）即通報自2014年以來至少發生了十起此類案件。

在這樣的重要方面，台灣落後於其他尊重人權的國際政體。

難民法延宕15年，無疑是國家領導人與立法者的怠忽職守。

正如我們透過落實人權公約與CEDAW，展現了對國際人權規範的堅定承諾，政府也應迅速採取行動，通過難民法並批准聯合國《1951年難民公約》及其《1967年議定書》。

台灣必須體認到，保護難民與尋求庇護者不是一種仁慈的施捨，而是一項義務。

只要我們一天未能將難民保護列為優先事項，我們就將繼續讓世界上最脆弱的人民暴露於風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