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嗎？

一名員警在台鐵列車上遭精神病患殺害。

一審法院根據《刑法》第19條針對精神障礙者犯罪的特別規定，判決凶嫌無罪。

案件隨後可上訴至二審。

一審的判決結果讓社會大眾大感震驚，因為殺人凶手竟然被判無罪。

政治干預？

台灣總統蔡英文隨後表達支持本案上訴二審。

同時，行政院長蘇貞昌對判決結果表達失望與驚愕，並支持提出上訴。「像這樣重大的刑事案件，只採用一位精神科醫師的鑑定（是否有精神疾病）這樣夠嗎？」蘇貞昌說道。

不過，蔡總統的反應遭到律師林律師（林 Klaw）批評，他在公開紀錄中表示：「我必須說，這次蔡英文錯了。」林律師解釋：「公開支持上訴二審，等同於否定（一審）判決以及法官和精神科醫師的專業。」

「而且這樣的表態會讓二審法官陷入兩難。如果他們判決有罪，可能會謠傳是總統對司法單位下達指示；或者萬一法官感受到干預，為了證明自己（主辦）的司法獨立而決定維持原判呢？這將會影響二審法官的判決。」

受害者母親心聲

王婉諭在2016年其4歲女兒在自己面前遭另一名精神病患殺害後當選立法委員，她批評了蘇揆的反應。「把整件事情歸咎於司法單位，並用如此強烈的言詞來刺激社會對立，並不恰當，」王婉諭說。

她並補充：「如果追溯這場悲劇的根本原因，你們確定行政院沒有任何該做而未做的事嗎？」

王婉諭也指出，行政院長長期以來一直忽視台灣心理健康議題的重要性，並為精神病患醫療照護編列非常有限的預算。

從醫院到社區的政策連貫性薄弱，有需要的患者可獲得的資源亦不足且未整合。

「為什麼社會安全網在實施這麼久之後，仍然無法防止這類悲劇發生？為什麼我們不積極重新思考改善系統的可能性，而不是將整個社會暴露在更進一步的風險之中？」王婉諭向行政院長質問。

社會震驚

台灣社會長期存在著一項爭議：究竟我們該單純懲罰所有凶手以還給被害人公道，還是應該將凶手的生命經歷、犯案時的精神狀態，以及現行體制可能造成的根本原因納入考量。

檢視近年來的幾起凶殺案可以發現，許多凶手確實有心理問題，例如在年輕時曾遭受某種精神或身體上的折磨、遭到霸凌、被社會孤立，或是受到親生家庭的言辭虐待。

許多人選擇殺人，是因為他們希望被判處死刑。

「我想被判死刑，這就是我選擇殺人的原因。我試圖自殺過四次，但從未成功過，」2012年在台南殺害一名年輕男童的凶手曾文欽說道。

曾文欽遭到父親忽略與身體虐待，在其早年生活中一直飽受精神疾病與身心障礙之苦。

尋求懲罰

有些凶手在得知自己不會被判處死刑時感到憤怒。

「無期徒刑而非死刑？如果這種事真的發生，社會能教導他們的孩子什麼？」因自戀型人格障礙而在農曆新年期間縱火燒死6名親屬的翁仁賢說。

他聲稱自己遭到家庭「長達多年的折磨」。

傳統社會的缺失

現今的社會安全網有許多方面無法妥善掌控或協助。

因孩子課業失敗、失業或非傳統性傾向而產生的家庭緊張。

關於傳統觀念、家庭暴力以及心理健康照護資源匱乏等社會結構性問題，已被證實是導致這些悲劇案件的部分原因。

而本文作者認為，社會要進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有許多政府政策需要改善。

否則，類似的案件將不斷讓社會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