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對待台灣與緬甸議題上令人失望

印度採取了被動的態度，既未對中國近期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做出反應，也未譴責緬甸軍方（Tatmadaw）對尋求庇護卻被禁止入境印度的無辜平民所採取的野蠻行徑。

許多印度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在當前關頭對這兩大重大議題保持沉默，可能會暴露出印度對中國採取姑息政策的脆弱性，並可能預示著該地區將爆發多維度的口頭衝突。

另一方面，中國感受到美國在台灣議題上「干預」的日益顯著，正積極加強與日本的關係。

看著目前的狀況，印度資深記者阿杰・賈（Ajay Jha）表示，這將為該地區帶來不穩定。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奈德・普萊斯（Ned Price）最近發表言論稱，台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也是世界上的一股良善力量」，這同樣讓中國感到不悅。

北京的外交部發言人稍早曾指出，台灣問題是內部事務，美國政府無權干涉。

然而，當美國公開對中國軍機侵擾表達厭惡之際，印度卻默不作聲。

印度應藉此機會，利用中國與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日益擴大的鴻溝。

新德里目前處於非常舒適的狀態，因為它知道，與美國或中國的任何衝突都不會遭到雙方懲罰，因為與印度的貿易關係將因此中斷，進而對雙方造成財務損失。

對於總額達68億美元、旨在升級鐵路網的「中巴經濟走廊」（CPEC）協議專案陷入停滯，巴基斯坦已經感到沮喪。

印度不應像對待巴基斯坦那樣頻頻打姑息牌，而應發出足夠響亮的聲音，告訴巴基斯坦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Gilgit-Baltistan）是印度的一部分，並強力反擊中國將其定位為巴基斯坦領土的詭辯宣傳。

中國已經在該地點的水力發電專案投入了大筆資金，因此正避免與巴基斯坦發生任何直接衝突。

2014年12月，印度曾對中巴經濟走廊表達關切，但態度過於軟弱。

印度和中國的關係一直伴隨著不信任的火花、外交誤判以及偏差的政治決策。

但由於印度從未發出正確的強硬聲音，中國因而佔了便宜，並逐步蠶食印度領土。

印度與中國共享近3,500公里的邊界，橫跨印度東部的五個主要省份，包括阿魯納查省、錫金省、喜馬偕爾省、北阿坎德省和拉達克。

結果是可怕的，經歷了一場1962年的重大戰役以及數十起未經報導的邊境小規模衝突，其中最新的一起是2020年的加萬谷事件。

1949年，印度以非常溫和的方式對邊界問題表達關切，這符合其向鄰國傳遞愛意的豐富文化精神。

正如2016年出版的《1962年中印戰爭：新視野》（Sino-Indo war of 1962 : New Perspectives）一書中所寫，中國精明且「以猶豫不決和優柔寡斷的方式處理與印度的關係」。

印度時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心裡有一個前瞻性的貿易計畫，這促使他採取溫和立場，儘管他清楚知道雙方經濟都不夠強健，不足以拿來誇耀。

中國和美國曾在不同時期利用過印度對巴基斯坦這種愛恨交織的情緒。

1971年印巴戰爭期間，美國派遣第74特遣艦隊（Seventh Fleet task force 74）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當時導致印方關係惡化。

現在，中國正致力於深化與巴基斯坦的友誼，希望能透過「一帶一路」倡議（BRI）完成其經濟走廊建設。

恐怖主義和仇恨的根源在巴基斯坦被策劃並在印度領土上執行，但這種衝突的爆發在1983年10月變得廣泛，當時在印度查摩與克什米爾省斯里納加（Srinagar）舉行的一場印度對西印度群島的板球賽中，反國民分子和親巴基斯坦的宣傳者向印度球隊投擲石塊，導致比賽被迫中止。

高喊親巴基斯坦口號和在斯里納加升起巴基斯坦國旗是那個時代的常態。

情節的轉折出現在出現了這樣一個口號：「錫克教徒與穆斯林是兄弟，哪裡冒出了這群印度教徒？」（Sikh-Muslim bhai bhai, Yeh Hindu Qaum Kahan se aiyee），其旨在於少數族群和政府之間製造分化。

印度再次保持沉默，明知那些煽動者來自巴基斯坦。

史丹利・沃爾珀特（Stanley Wolpert）在其著作《印度與巴基斯坦：持續的衝突還是合作？》（India and Pakistan –Continued Conflict or Cooperation?）中提到了一場關於「如何協助解決世界上最危險衝突之一」的主日會議，會中倫敦的艾哈邁德勳爵（Lord Ahmed，英國上議院中唯一的克什米爾穆斯林）在指出印度軍隊在克什米爾強姦穆斯林少女時，受到了嚴厲批評。

這說明了一個重點：印度人曾對此類言論做出過或公正或不公正的反應，而印度政府卻未能以同樣的基調做出回應。

巴基斯坦透過其激進組織在印度國內挖掘了 treacherous（背信棄義的）戰壕，這些組織的成員在許多地方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印度本應以鐵腕手段處理。

它本可以打出強勢主張的牌，卻克制而未予使用。

相反地，它再次緊抓著姑息牌不放——這張牌現在正被用在台灣對決中國的議題上。